[19] 谢维雁：《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177页。

这一点，与法律或裁判是立(司)法者的意志决断这一判断并不矛盾，因为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发现的规定性，也往往是矛盾、甚至对立的。行政即便能够依法解决一些纠纷，但一般说来，这和它处理的日常事务一样，仍具有可诉性。

这样的研究及成果，就是法律教义学——以法律规范为原旨的法学研究。总体而言，前者是自觉的、法定(裁定)的和统一的。由此不难领会新兴权利之属性的自发性特征了。这导致立法创制或认可一种新型权利，不得不面临冗长程序以及预期不定的困扰，从而无以及时地应对新生社会关系及其问题。1.新型权利创生的事实根据。

因该研究对任何一个法学(律)概念都如此重要，以致在探究新型权利的概念时，必须首先应基于其内部视角，在法律教义学意义上观察法律对待新型权利的基本态度——它究竟是被法律所排除的概念，还是必须被法律所吸纳的概念？ 2.内在视角(1)：法律——立法吸纳。最后，一种权利一旦获得了立法的创制或认可，成为法定的新型权利，就意味着它获得了法律的内在权威。32二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军事法规。

更何况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要求资格具有立体性，32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复数存在会大幅提高监督的覆盖率。48参见郑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建议反馈实践:轨迹勾勒与宏观评述，《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106页。一言以蔽之，五类主体的审查要求承担着发现、总结、提炼和过滤法规瑕疵的功能。5此种学术盲点中审查要求到底具有何种性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阐释。

未赋予国家主席要求权是因为我国实行虚位元首制，国家主席不享有实体性权力，不参与执法过程，因此不具有发现法规瑕疵的能力，这与法国总统具有提请资格而德国总统没有提请资格的道理是相通的。45随着宪法审查不断升温，除主动审查逐渐开展之外，建议机制承担着主要的审查流量，这与2015年《立法法》修正案新增建议反馈机制有关。

4沈春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以来暨2017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2017年12月24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第1期，第127页。在吴邦国委员长就相关问题转送国务院总理的批示中，强调的是相关事件在法学界、新闻界部分人中引起强烈反映，审查建议函更多被作为信访意义上的群众联名信。审查要求机制能否发挥预期功能，取决于各大要求主体是否实际行使要求权。56参见马得华:论‘不予适用:一种消极的司法审查——以《行政诉讼法》第63条和64条为中心的考察，《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61页。

而在建议审查机制中，启动审查的决定权不在于建议者，而在于作为被建议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会工作机构可以研究审查建议，并在认为不必要时终止程序。一是检察机关地位的规定，为确保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军事机关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宪法设立与它们并列的法律监督机关。注释: 1严格来说不能将不同审查对象等同视之，因为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享有立法变通权，其审查内容和基准自然存在特殊性。21成文法体系在实现数量激增的同时，必然会衍生出质量问题，日益严重的法规范冲突逐渐浮出水面。

但这一问题与本文论题无涉，本文探讨的审查要求属于程序性设置。参见王建学:从‘宪法委员会到‘宪法法院——法国合宪性先决程序改革述评，《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第113页。

37其完整宪法表述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其中相互制约是三机关关系的核心价值要求，参见韩大元、于文豪: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宪法关系，《法学研究》2011年第3期，第15页。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要求权的具体机制，应当审慎地考虑要求机制的规范定位及其与现有司法机制的衔接。

因此，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规范与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国家监督体系，具有更为重要的基础作用。二是备案审查(第100条)，即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应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后者在备案过程中可以主动进行审查，这一职能在2004年以来落实在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身上，并且进一步涵盖了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32有学者片面地认为将司法解释纳入备案审查并不符合《立法法》，参见注，林彦文，第939页。为了从个案意义上升到普遍意义，可以要求法院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将其判决不予适用的法规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因此，笔者首先通过多维度的比较来探究审查要求的基本属性。因此，对《立法法》规定的要求审查对象必须进行目的性扩张。

对此，林彦教授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在强调执政党统一领导、分工不分家等政治现实的前提下，对其他系统国家机关开展监督的动力不可避免地受到约束。19 由这种至高地位决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进行宪法监督的过程中，其审查职能亦不受诸如此类的限制。

22林来梵:中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中国式的‘鸡肋，载[法]费迪南德·梅兰-苏克拉马尼昂、韩大元主编:《中国与法国的合宪性审查》，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第82页。36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39、341页。

55只是这种消极的司法审查只具有个案效力56，无法对整个法律规范体系形成去病效果。23因此，《立法法》就有必要设立审查要求机制，使五类主体承担起筛选瑕疵法规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的责任，从而弥补传统主动审查的不足。

民主集中制原则较多强调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因此其他国家机关间的相互监督在1982年《宪法》中并不完整。41田伟: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34页。通常所谓的法律合宪性审查，在我国则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法规的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文章来源：《法学家》2019年第3期。

55《立法法》第79条确立的‘法律优于行政法规之适用规则通过法院的个案处理间接地影响了对《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1句立法原意的理解，或者说，《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1句应当被置于《立法法》的适用规则体系中予以重新解释。(三)要求主体的相互分工与监督 任一要求主体的要求权均以其他要求主体的法规作为对象——要求常委会审查自己制定的规范并无意义。

7而建议并不是权力行使行为，甚至由于缺乏可诉性和法律救济等要素而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权利。3在2015年《立法法》修正中，该条新增第3款确认备案过程中的主动审查，第2款的审查建议也新增了反馈机制(规定于第101条)，但这些修正与审查要求机制无关。

29审查对象在特定情况下也会例外地包括其他规范，如法国自1998年开始将新喀里多尼亚的地方性法规作为特殊的审查对象。42018年修宪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变更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其主动审查可望进一步强化。

国家监督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2000年《立法法》创立了法规审查要求机制，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人大常委会等五类主体若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三类法规1与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SeeMichelTroper，TheLogicofJustificationofJudicialReview，InternationalJournalofConstitutionalLaw，2003，Vol.1No.1，pp.115-117. 16比克尔教授最早构筑了这一概念用以质疑司法审查的民主正当性，相关论述可参见[美]亚历山大·M.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姚中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但将其扩大解释为要求审查对象已经得到2006年《监督法》和2015年《立法法》修正案的支持。27朱国斌:法国的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制度——法国宪法第七章解析，《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3期，第233页。

40一方面，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行政法规、军事法规、司法解释和监察解释的监督力度会放大32倍，另一方面，某省地方性法规除受国务院、中央军委、两高和国监委的监督，还要受到其他31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17参见王建学:政治性宪法审查批判——以巴黎高等法院的注册和谏诤为中心，《中外法学》2017年第2期，第366-367页。

总而言之，扩大解释的基础仍然来自于前述的审查背后的权力关系，即国家权力机关对其他一切国家机关的监督。具有立法权的各类主体大多都开足马力不断立法，由此，数量日益庞大的成文法体系逐渐形成。

摘要:  法规审查要求是《立法法》赋予特定国家机关的公权力，具有直接启动审查机制的效力。43但行政法规并未因建议而受到审查，而是在舆论压力下由国务院自行废止。